►作者：兰跃军、张跃

【摘 要】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犯罪分子利用新型信息网络技术不断翻新诈骗方式，精准诈骗、技术对抗、跨境态势愈发明显，并随着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的完备，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运用犯罪学、被害人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重新阐释此类犯罪的成因，必须采取犯罪控制与被害预防相结合的分层治理、协同治理理论与系统治理理论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以及“代码即法律”网络框架下的技术治理等多元模式，才能找准根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一顽疾的对策，实现对此类犯罪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犯罪成因；治理对策；被害预防

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万件8.2万人，同比增长26.7%，依法严惩涉缅北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体现了人民法院严厉惩治境内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决心和力度，也反映出我国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的严峻态势。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和《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2019年至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别为40108人、51168人、40552人、30758人、51351人、78203人，同比分别上升27.58%、-20.75%、-24.15%、66.95%、53.89%。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影响，帮信罪、掩隐罪、妨害国（边）境管理类犯罪等关联犯罪也呈现上升态势。[1]2018年至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2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4.2万名。[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年8月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遭遇网络诈骗的网民比例为20.0%，都比2022年有所上涨。其中，虚拟中奖信息诈骗仍是网民最常遭遇的网络诈骗类型，占比为38.0%；遭遇网络购物诈骗的比例为34.3%，遭遇网络兼职诈骗的比例为26.2%，遭遇冒充好友诈骗的比例为21.1%，遭遇钓鱼网站诈骗的比例为24.4%，遭遇利用虚假招工信息诈骗的比例为22.0%。[3]鉴于当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严峻态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深入推进防范打击电诈犯罪的专项活动，以遏制其高发态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下简称《反电诈法》）已于2022年12月1日起生效施行，[4]本文拟运用犯罪学、被害人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下简称“电诈犯罪”）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以期对当前治理电诈犯罪，减少犯罪被害，助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献计献策。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的新态势

伴随着新信息革命的中心ABCDE系统——即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数据（Data）和电子商务（E-commerce）蓬勃兴起，以及网络3.0时代万物互联到来，在开放流动的网络架构下，犯罪的单一性和完整性被打破。当前电诈犯罪构成要件纵向精细切割，犯罪环节横向分工细化，不同犯罪类型膨胀交错，呈现四个方面新态势。

（一）犯罪链条的产业化、离散化

随着互联网的深度社会化，在新兴的网络犯罪内部，犯罪类型盘根错节，相互渗透融合，共同组成了网络犯罪根深蒂固的生态系统。当下网络“黑灰产业”的规模剧增，领域“垂直”、功能“兼容”、运营“集约”、据点“出海”，已形成犯罪上下游紧密联结、结构复杂的完备产业链和利益联合体，为环节众多的电诈犯罪“输血供粮”。[5]电诈犯罪也藉此由团伙运作发展为产业化的体系运作，“众包”模式渗透全产业链，跨平台多级分销，“菜商”“卡农”“码农”“币农”“车手”为典型组成。其中，主要涉及“两卡”的非法出租与出售、个人信息的非法贩卖、诈骗设备的制造销售、虚拟网络平台的架构维护，以及洗钱取款等违法犯罪活动。

这些专业性环节成为当前电诈犯罪的重要“基础设施”和诱因，并呈现出明显的链条化、元件化趋势，诈骗分子无需实施犯罪锁链上的全部活动，只用在不同环节从“黑灰产”市场上购买职业性的相应设备和服务，且诈骗分子在黑灰产业链中享有强势的主动议价权。同时，基于电诈犯罪链条的碎片化、离散化特点，“犯罪车间”各环节的物理隔绝程度加深，构成要件行为切割，犯罪层级叠加，犯罪事实复杂，既提高了侦查难度，也对核心犯罪分子形成掩护效应。这类犯罪的扩散性和辐射性极大地加剧了电诈犯罪活动的社会危害性，侵蚀国家金融经济和网络安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二）犯罪模式的精准化、场景化

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的大量泄露，成为炮制精准诈骗的重要推手，犯罪模式从以往的“漫天撒网、广种薄收”转向“用户剧本、精准锁定”。在犯罪信息流方面，诈骗组织通过黑灰产业链大量获取特定群体的详细信息，对相亲、航班、酒店住宿等类型群体实施诈骗，在诈骗过程中采用极具针对性和迷惑性的“马斯洛需求式”手法，直指被害人身份信息和心理需求，在“攻心战”中获得被害人信任的同时，也使诈骗成功率大大提升。

此外，基于犯罪的能动创造性，诈骗分子为了诱使被害人做出自损行为，不断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诈骗团伙开始聘请专业人员结合当下热点，编写脚本输出操控性诈骗信息，针对类型人群的身份特点、心理痛点进行骗术的量身定制，并不断修改完善。伴随网络空间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诈骗分子也结合网络平台不断翻新诈骗方式，出现了诸如“杀猪盘”征婚、元宇宙诈骗、艺术品投资诈骗、虚拟币首发诈骗等新型诈骗手法。诈骗分子还利用数据爬虫技术爬取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进行被害人画像，定制化诈骗成为技术驱动新模式。作为交互式犯罪，诈骗分子叠加使用“话术+技术”的犯罪模式，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对被害人进行心理控制、洗脑，培植“剧本杀”场景下的“牵线木偶”，塑造出电诈犯罪场中“完美的被害人”。

（三）犯罪组织的地域化、跨境化

我国重点地区的电诈犯罪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自2015年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以来，共对18个电信诈骗重灾地区进行挂牌整治，虽然已有5个地区实现摘牌。但某些特定地方仍然是高发输出地，诈骗分子以亲属和家族关系为纽带形成固定犯罪集团，互相传授犯罪方法，诈骗窝点聚集，犯罪人员数量持续扩大，诈骗同乡化、家族式、地域性特征依旧明显。同时，电诈犯罪也出现向边境地区聚集、境外回流的新趋势，以云南中缅边境、广西中越边境等为代表，犯罪黑灰产业链与“杀猪盘”、网络赌博、网络投资诈骗较为活跃。

另一方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日益活跃。诈骗集团组织成员偷渡境外，在“幕后金主”支持下，盘踞境外窝点对境内普通民众实施诈骗及关联犯罪。据统计，当前约60%的电诈犯罪窝点分布在境外，活跃在缅北、妙瓦底重灾地区由电诈犯罪集团经营的诈骗“园区”多达几十甚至上百个，跨境化的洼地效应明显。犯罪团伙为躲避境内严惩打击，在地域上跨境、跨国的趋势增大，逐渐向入境门槛低、打击力度弱、地方利益勾结的东南亚、美洲和非洲国家地区流窜，尤其是近年来缅北严打后，出现向迪拜、尼日利亚、土耳其等中东、东欧非传统地区转移的势头。诈骗集团“幕后金主”、骨干头目躲在境外打着高薪招聘的幌子，诱骗招募人员赴境外从事诈骗活动难以抓获，而被害人被骗资金大部分由高层人员控制，追赃挽损难度大。

（四）犯罪方式的智能化、对抗化

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黑产技术不断更迭，技术对抗持续交锋。电诈犯罪案件已从早期依附网络1.0/2.0时期的技术框架，利用“短信群发器”“400捆绑电话”等物理途径，利用自动语音呼叫系统、木马软件、群聊群控、“钓鱼网站”，发展为综合利用新型云控、流量劫持、深度伪造、元宇宙等技术和平台，诈骗手段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犯罪对象覆盖面更广，犯罪辐射效应增强。伴随着网络3.0时代到来，精准画像、个性化推送的应用服务，使得网络社会化程度加深。近两年泛滥的“元宇宙”诈骗、区块链代币虚拟交易诈骗以及利用“AI换脸”“声音合成”软件实施的新型“杀猪盘”诈骗等，就是电诈犯罪技术手段迭代新生的明证。

此外，作为电诈犯罪场生成主体，犯罪分子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深谙现代通信技术，广泛使用GOIP设备、猫池、“多卡宝”等智能设备，利用动态二维码、租借境外网络服务器规避监管，多层嵌套域名框架跳转防封、突破检测，流转资金“跑分代付”、虚拟币跨境汇兑，提高诈骗效率的同时，犯罪遗留痕迹也逐渐虚化，技术对抗性也越来越强。以GOIP设备为例，犯罪分子能够在境外同时运行上百个手机卡，实时转换网络信号和电话信号。这种远程操控、机卡分离的模式隐蔽性极强，诈骗窝点频繁移动、信息追踪冗余延迟、IP地址与物理地址匹配偏离，使得公安机关侦办该类案件往往面临取证难、抓捕难困境。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因的新阐释

在犯罪学语境下，电诈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生与社会变迁、经济背景、法律制度、文化信仰等外部原因有关。同时，诈骗活动作为犯罪主体的行为选择，也和心理因素、个人意识、行为习惯、人类生活相互关联等内部原因联系紧密。与电诈犯罪原因相关的犯罪学和被害人学理论，主要包括犯罪经济学、犯罪社会学、犯罪人类学和犯罪政治学等。罪因机制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全面分析电诈犯罪的成因，是科学认识此类犯罪现象，破解犯罪场生成逻辑，制定有效防控对策的重要前提。

（一）犯罪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与电诈犯罪

犯罪经济学理论认为，犯罪作为一种市场行为，符合需求定理，既是一种供给，又是一种消费。犯罪人在选择犯罪时会像理性的正常人一样，对犯罪预期所得利益、预期损失进行轻重权衡，当犯罪成本足够低、犯罪收益足够大时，会实施犯罪行为。[6]这与法律经济学派创始人理查德·波斯纳所提出的“理性人假设”理论相契合，[7]即犯罪行为的选择就像经济活动一样，作为理性人都会追求个人福利的最大化，预先计算行为的效益（成本与收益的比例），犯罪人的犯罪决策都是犯罪成本（犯罪性质、犯罪危险性、犯罪支出等）与犯罪收益博弈后的抉择。理性选择理论进而认为，犯罪分子的犯罪抉择并非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诸如犯罪条件、犯罪控制和被害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犯罪分子以自身的经验与知识为基础资料，经过理性的分析选择而实施犯罪。该理论是犯罪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深化研究。电诈犯罪作为侵财类犯罪之一，也直接受到犯罪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支配。在侵财类犯罪中，极端逐利性更是化为犯罪活动的本质属性。诈骗分子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风险与利益之间博弈，发现电诈犯罪的犯罪收益远远大于犯罪成本后，就会对电诈犯罪执迷不悔、趋之若鹜。

1.电诈犯罪的成本分析。根据犯罪经济学理论，犯罪成本包括风险成本（被逮捕和受惩罚的危险性）、刑罚威慑力、经济支出与社会负面评价，也即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与惩罚成本。运用该理论分析电诈犯罪，其犯罪成本低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犯罪经济成本低。实施电诈犯罪所负担的经济成本主要用于购买黑灰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基础服务、租赁诈骗窝点等，黑产链条完备且价格低廉，可以重复使用。（2）犯罪条件获取便捷。电诈犯罪肆虐的犯罪密码在于犯罪信息链、资金链、人员链的屡禁不止，其中，个人信息泄露、倒卖不止是电诈犯罪集中爆发和加速蔓延的源头性问题。这极大压缩了诈骗分子的犯罪直接成本，为其实施精准诈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动力。诈骗分子利用犯罪中端、末端环节电信和金融领域的监管漏洞，轻松地获得电信网络设施等技术工具以及大量非实名账户或异名银行卡，为其套现赃款、逃避侦查提供便利。（3）犯罪惩罚成本低，犯罪分子往往逍遥法外。犯罪的惩罚成本公式可以表达为：惩罚成本=施加刑罚*破案率，也即犯罪惩罚成本以刑罚严厉程度和案件破案率为衡量标准。犯罪收益与惩罚成本呈负相关，犯罪惩罚成本、机会成本的直线延长，会压缩坐标轴中犯罪收益的三角区间，进而影响犯罪人的理性抉择。[8]我国电诈犯罪的刑罚严厉程度不够，刑罚必定性的威慑力不足，无异于放大催化了犯罪分子的犯罪欲望。并且，当下电诈犯罪还呈现技术对抗性的特点，加之电诈犯罪具有非接触性、隐蔽性，犯罪过程存在无痕化、离散化，境外抓捕难度高，大量诈骗犯罪分子逃脱了刑罚制裁。（4）犯罪遭受的社会谴责程度不够。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电信网络诈骗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电诈案件中被告人为累犯或再犯的案件比例占总数的7.19%。[9]究其原因，是诈骗分子不仅没有遭受应有的刑罚处罚，而且还会迅速积累起巨额金钱财富。尤其在我国某些诈骗重灾区，诈骗亚文化当道，整体道德观念衰弱，人们坦率表达意愿以掩盖诈骗的不道德性，犯罪分子甚至在道德失范的当地人眼中成为被羡慕的对象。

2.电诈犯罪的收益分析。根据犯罪经济学理论，犯罪的收益主要由经济收益与精神收益两部分构成，包括金钱、财富增加，社会地位上升，价值感、心理满足感的获取以及犯罪成功率的提高。申言之，电诈犯罪的犯罪收益公式可以概括为：犯罪收益=经济收益—犯罪成本+精神收益。其中，经济收益主要为诈骗资金积累，犯罪成本涵盖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精神收益则体现在价值实现和心理满足。借助犯罪收益公式描述电诈犯罪的经济分析过程，可以揭示电诈犯罪高位态势背后的实践逻辑，进而掌握其犯罪原理，以破解电诈犯罪场的生成密码。对电诈案件动辄成百上千万的诈骗资金来说，其犯罪利润远翻了百倍不止，“高发低破”、犯罪收益与成本间的极度不均衡正是此类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021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中，魏某双等60人利用虚拟货币投资诈骗700余名被害人，涉案金额共计1.2亿余元；邱某儒等31人虚构艺术品交易平台诈骗6628名被害人，涉案金额共计4.19亿余元。[10]而且诈骗分子一旦成功，会迅速转移诈骗资金，很难彻底追赃。藉此诈骗分子积累巨额财富、极大地获得了虚荣与满足，尤其在诈骗重灾区，电诈犯罪活动降低了人们对于诚实劳动的价值评价，诈骗分子更是摇身变为当地人争相效仿的模范对象，犯罪的精神收益直接巨大。

（二）日常活动理论和现代生命历程理论与电诈犯罪

日常活动理论认为，在特定时空下，夺取他人财产犯罪的发生应当同时具备三个因素：有犯罪动机的犯罪人、合适的被害目标和缺乏“保护者”，这涉及犯罪主体、犯罪对象、犯罪控制和犯罪时空背景等。人们的日常活动方式与犯罪和被害的发生密切相关，当社会宏观情景变化时，犯罪者个人的行为选择也会随之改变。[11]现代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原则侧重于犯罪时空背景及犯罪人的考察，具体包括犯罪事实发生的历史背景、犯罪行为的次序选择、人类生活的相互联结及犯罪人的能动能力。[12]其研究范式采取经验性的纵向研究，从历时性社会学视角切入罪因机制，考察整体时空转换下日常活动的轨迹与转型。

立足于日常活动理论和现代生命历程理论，电诈犯罪现象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从我国现实背景寻找其犯罪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犯罪主体方面，我国人口素质差异大，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大量无业人员在“高收益、低成本”的诱惑下倾向于实施“高发低破”的电诈犯罪行为。此外，现代生命历程理论下追溯电诈犯罪行为，作为交互式侵财犯罪，电诈犯罪场中得益于网络技术经验的驾轻就熟与黑灰产业链助推，犯罪人作为信息主体占据了诈骗信息生产、传播的主动地位，能动地改造犯罪环境条件，并基于社交工具和网络生活的相互联结性，塑造“完美被害人”。二是犯罪对象方面，“网络大众化”带来虚假信息受体、信息影响对象的多元化，辐射范围广泛；加之我国至今还缺乏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犯罪分子通过黑灰产业链轻易地获取海量个人信息，“话术+技术”叠加的诈骗模式也不断翻新；部分民众缺乏防骗意识和被害预防意识，存在贪财、大意等心理弱点，极易落入诈骗分子精心编制的诈骗陷阱，从而成为犯罪场中的被害目标，而且在接触犯罪途径的被害易感性下还具有转换为犯罪人的或然性。三是犯罪控制方面，“网络大众化”场景塑造电诈犯罪信息载体、犯罪传输途径的隐蔽性；实名制未能很好落实，加之网信、电信、银行管理机制存在漏洞、防控法律体系不健全、政府监管缺位等方面的社会疏漏都为电诈犯罪场的生成提供了犯罪沃土和温床。四是犯罪时空背景方面，在信息革命背景下，面对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双层社会业已形成，人们深度依赖虚拟交互的数字化社交空间，加之社会防范间隔期滞留，赛博空间犯罪机会急剧增加。在生命历程理论语境下前瞻犯罪行为，复杂的网络生态、匿名化的网络空间沦为掩护犯罪分子的法外之地，型塑着当下个人的网络空间生命历程，“网络大众化”创造了虚拟空间个人意识、角色、生活等多方面新样态，“进无踪、出无影”的隐身环境也放大了犯罪的“原罪之心”，刺激潜在犯罪者对于网络犯罪的次序选择，肆无忌惮地实施电诈犯罪。

相较于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和现代生命历程理论属于宏观的社会过程化理论，立足社会主流背景底蕴，注重研究整体社会情势变化对犯罪场生成的影响。法律的本质是利益妥协的结果，而犯罪学罪因机制的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折中。日常活动理论和现代生命历程理论下的电诈犯罪原因论兼顾了个体的犯罪人、被害人因素，以及系统的犯罪时空、社会管理因素对其形成和嬗变的影响，上述犯罪因素的相互交织，诱发了目前电诈犯罪的高发情势。

（三）社会发展和社会失范理论与电诈犯罪

美国犯罪学家约瑟夫·威斯最早提出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罪因机制。该理论认为，社会化进程、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经济状况等因素对犯罪人的犯罪次序选择有较大影响。在底层生活环境中，社会组织功能薄弱，防控弱化，加之集体意识衰弱，个人欲望和行为膨胀，最终导致较高的犯罪发生率。这符合犯罪机会论中不同社会阶层犯罪的机会成本和社会冲突可能性存有较大差异。上述理论可以解释为我国犯罪场理论构成中的社会因素，社会失范和社会发展时期为网络失范行为及电诈犯罪场的扩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成环境。社会失范理论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卡姆在研究社会病理状态——“失范”时期时提出。他认为，社会失范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密切相关，“失范”是社会结构缺少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的社会病态，失范状态下的有机社会无法调整人们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需求，并难以通过努力实现价值，最终导致社会冲突。社会失范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集体意识衰弱、个体意识张扬、道德约束机制失效所致。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分层，传统急剧跨越到现代，引发主流文化多元冲突，社会纽带割裂，原有的社会规范约束已无法应对市场经济不良影响的非法兴起，传统的道德观念，在集体意识衰弱下逐渐失去影响力，伴随节制人性中各种需求与欲望的攀升，个人意识的张扬与东方消费主义的觉醒，不良道德意识的泛滥催生出网络场域中电诈失范行为的嬗变，使得网络空间同样面临失范现象，社会舆论和道德防线衰减。可以说，电诈犯罪的本质及其形成与变化的原因均源于社会失范现象。犯罪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环境是犯罪的主要发生机制和生成场域，结合特定的社会转型背景，电诈犯罪场中正反两面处于支配控制地位的犯罪主体，以及被诱导的被害人都深受社会失范现象浸染。

（四）国家权力真空理论和犯罪场理论与电诈犯罪

国家权力真空理论认为：“从政治学视角出发，任何国家权力体制的运行都并非尽善尽美。当受到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冲击，国家权力会在一定时期内出现阿喀琉斯之踵的真空状态。”[13]同时，国家权力真空理论涵摄于“犯罪场”理论，可以纳入犯罪场客观要素中的“社会防控弱化”因素的外延解释。犯罪场作为犯罪原因产生犯罪效应的致罪场域，其客观构成内容包括时间因素、空间因素、被害人因素、犯罪防控机制弱化因素四种。[14]换言之，犯罪场语境下，在防控犯罪的过程中，一旦出现管理失范、惩罚缺位等社会控制弱化状态，就提供了犯罪场生成扩张的天然沃土。基于国家权力真空理论和犯罪场理论，电诈犯罪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诈骗分子充分利用并无限放大了我国在电诈犯罪治理环节前端的通信、中端的网信以及末端的金融行业管理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或者法律滞后的权力盲区。

犯罪场理论是衔接犯罪原因论系统和控制论系统并基于内部四要素互动而产生犯罪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侧重于防“物”，其创新之处在于从罪因机制中抽离客观性的犯罪条件单独考察。具体到电诈犯罪场中：（1）诈骗分子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犯罪主体，得益于信息时代背景，在犯罪团伙群体合作的情感支持下，“如虎添翼”地塑造并控制电诈犯罪场的生成，从准备犯罪工具，到购买黑灰产业链的诈骗服务，再在网络空间犯罪场域精准选定犯罪被害人、实施诈骗行为、“洗脑攻心”骗取财物，最后通过洗钱渠道转移诈骗资金。（2）犯罪时空要素归属于随时生成的跨地域性网络犯罪场域，网络行为模式多项交互、精准迅速，虚拟与现实交织，流动性与封闭性并存。我国已全面建成“光网城市”，进入5G时代和全光网时代，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垄断性崛起，迎来网络支付的颠覆性革命，进一步拓展了电诈犯罪容量，诱发了更多的黑灰产犯罪黑数，也使其具有了更大的次生破坏力，虚拟的网络介质演变为致罪介质。（3）被害人因素是被犯罪人支配的犯罪对象，处于弱势地位，其作为客观要素的犯罪条件存在，是犯罪场生成的客观原因，对电诈犯罪发生无意识、无能动性，但对于犯罪中止、犯罪转换具有一定贡献。同时，在黑灰产技术推波助澜下，犯罪预见可能性降低，电诈犯罪因此突破了传统“点对点、面对面”的线性犯罪模式，发展为“点对网、无接触”的网状犯罪，犯罪对象由被害人个体转变为被害人群体，广泛织网撒网、“鱼塘”精准捞鱼，诈骗信息受体几何倍增，犯罪基数的增加带来犯罪数量、犯罪转换率的水涨船高。（4）社会控制疏漏因素，是电诈犯罪前端、中端及后端环节被犯罪人放大利用的制度漏洞，源头信息流肆虐，电信、网信、金融领域等行业监管不力，诈骗人员链、资金链畅通无阻，作为犯罪场输出犯罪信息、犯罪互动、获取犯罪收益的载体环境存在，诈骗分子可谓乘东风“进无影、去无踪”，以至于电诈犯罪猖獗。

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的新策略

在全面分析电诈犯罪成因的基础上，遏制当前电诈犯罪高发态势，需要注重实践问题导向，立足社会发展背景的“源头活水”，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并结合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犯罪场理论，将综合立体的辩证思维运用于电诈犯罪理论研究过程中，从研究因果联系的运动机制中研究犯罪现象、解释犯罪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治理对策，破解电诈犯罪生成环境的各种犯罪场因素。

（一）犯罪控制与被害预防相结合的分层治理

传统的犯罪对策论侧重于威慑理论，过去针对犯罪的预防策略也偏重于威慑犯罪分子。但电诈犯罪是一种新型的带有操控性的配合式犯罪，具有犯罪分子和被害人应和的独特属性，[15]对其犯罪原因的分析以及防治此类犯罪的实践都表明，从被害人角度出发的被害预防是控制这一犯罪现象的关键环节。随着被害人学和犯罪场理论的发展，被害预防成为犯罪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犯罪场理论体系中，犯罪人和被害人作为电诈犯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应视作犯罪现象“镜像分层”的正反两面。同时，在被害人学语境下，被害人作为互动式犯罪行为的主体之一，往往更能有效决定犯罪的发生与终止。为此，应当立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对立性，从犯罪需求定理入手，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行分层式的犯罪治理，并且被害预防理念下的犯罪治理可以有效破解电诈犯罪场生成中的被害人要素，防止被害人滋生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心理需求，这与当下遏制电诈犯罪高发态势的需求更加契合。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1.提高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收益，进行犯罪控制。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深入推进专项打击行动，强化源头管控。针对当前的电诈犯罪高潮，《反电诈法》提出严格控制滥发新卡，强化异常卡、高风险卡、涉诈卡的监测清理，排查存量卡，重点整治物联网卡；网信、电信运营商、金融机构和公安机关要落实实名制和失信人员的通信惩戒措施，加强涉诈网络信息监测处置，惩治行业“内鬼”，严厉打击两卡及互联网账号的非法贩卖行为，斩断黑灰产关键链条，实现断两卡，打平台、截资金，增加电诈犯罪的犯罪难度和成本投入。（2）加强信息安全保护的顶层设计。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实施，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日益重视，相关法律法规日臻完善，信息安全防护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同时，遏制电诈犯罪高发态势，还需要切断其信息流的源头，加强行业监管，阻断电诈犯罪场的时空起点。公安司法机关应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保持高压态势，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形成震慑效应。通讯信息和互联网行业应完善行业运作标准，运用区块链等新技术加强信息保密工作，强化源头管控，杜绝用户个人信息外泄。社会需要强化防诈宣传防范，提高公众信息保护意识和被害预防意识，引导公众妥善保管个人信息，阻断犯罪场中被害人要素生成。（3）严密法网，提高犯罪风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相继印发《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反诈意见》）、《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反诈意见（二）》）和《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等。《反电诈法》针对治理电诈犯罪的突出问题，将跨境电诈犯罪作为“重中之重”惩处，对缅北电诈团伙、卡商、物联网卡、“猫池”、GOIP设备等网络诈骗上下游关联犯罪，如何认定“帮信犯”“情节严重”标准均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在刑事一体化理念下，对电诈犯罪及关联犯罪实行“大管辖”原则，强化属地管控，确保侦办诉讼过程快速推进，实现高效打击。同时，有关部门加大对关联黑灰产业的打击力度，压迫电诈犯罪场生成的空间要素，完善社会控制疏漏。《刑法修正案（九）》增设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现预备行为、帮助行为的入罪化，都体现了法益前置保护的立法考量。此外，公安司法机关与金融行业加大追缴诈骗赃款的力度，落实侦办全过程的涉诈资金管控措施，完善涉诈账户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制度，赃款信息追踪、追回制度，最大限度追踪挽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实施24小时信息追踪、资金撤回制度，可以有效挽回经济损失。

2.强化反诈宣传、构建劝阻机制，进行被害预防。与犯罪场理论将被害人视为不具有主观自由的客观犯罪对象不同，被害预防立足于“恶逆变”犯罪主体——被害人视角，考虑到“既病防变”的犯罪转化率，切断犯罪人传输犯罪理念的时空途径，消除犯罪外卷因素，更契合电诈犯罪治理的实践逻辑。因此，电诈犯罪治理工作更应重视发挥被害人的关键作用，提高全民被害预防自觉性。因此，加大反诈骗宣传工作，增强公民识诈反诈“免疫力”，减少被害人过错是被害预防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要求从社会被害预防、群体被害预防和个体被害预防三个层面出发，在犯罪发展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分别作出被害前、被害中和被害后预防的应对，全面提升民众防骗思想基础，提高公民风险意识、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加强民众对于电诈犯罪场的理解和把控。这主要包括：（1）公安机关联合网信、电信、银行等部门创新信息化、网络化宣传形式，利用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和反诈中心APP、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多渠道开展全民反诈宣传、精准反诈教育，传播诈骗类型、预防被害的方式和自救内容，让民众全面了解电诈犯罪的不同手法，对其保持敏感性并能有效识别，减少被害因素，明晰分辨犯罪人和被害人的互动模式，培养被害预防意识，及时防止被诱导、被侵害和被转换。（2）针对冒充公检法身份型、利益诱惑型等利用心理弱点的电诈犯罪，还要推进无诈社区创建，涵养民众的理性思考能力和质疑能力，克服贪利、轻信、侥幸等心理弱点，厚植安全防范意识，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及时挂断诈骗电话，有效抵御诈骗分子“攻破心防”，从而单方面脱离诈骗的多线锁链，避免成为“提线木偶”。（3）基于电诈犯罪地域性特质，在部分电诈犯罪重灾区，针对诈骗亚文化盛行、诈骗窝点聚集现象制定感化性宣传政策，强化诚实劳动的归属评价、降低金钱物化的价值效用，提升犯罪机会成本，消除犯罪外卷因素；同时建立线索推送、举报渠道以及激励机制，坚持广泛动员，发动群众力量，增加犯罪风险，压缩犯罪收益，影响犯罪人以及被害人“恶逆变”的理性抉择，以彻底实现诈骗窝点地域性聚集的电信诈骗重灾区的摘牌整治。《反电诈法》第34条规定，公安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企业建立预警劝阻系统，对发现的潜在被害人及时采取相应劝阻措施。第28条要求公安机关建立对潜在受害人的预警劝阻系统和开展被害人救助。广义的劝阻机制还应包括金融机构劝阻、互联网企业劝阻和被害人亲友劝阻。据公安部统计，2021 年全国共紧急止付群众被骗款3291亿元，拦截诈骗电话15.5亿次，累计向群众预警2.3亿次，因劝阻成功避免2891万名受害民众受骗。[16]

（二）协同治理理论与系统治理理论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随着网络2.0、网络3.0时代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共同治理工具的协同治理，更加便捷社会各主体间进行共建共治共享。针对电诈犯罪治理中各社会主体的协同合作和跨境化态势等实践问题，协同治理理论有利于加强反诈组织协调，构建社会联动机制、加强警企警银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高效快速的跨境协作机制。特别是由于此类犯罪涉及公安、电信、金融等不同行业部门，如何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齐抓共管，释放协同共治实效，保证对电诈犯罪展开联防联控联治，亟需协同治理理论。《反电诈法》总则规定“实现跨行业、跨地域协同配合、快速联动，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体现了协同治理理论。我国犯罪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是综合治理。以电诈犯罪为重要对象的网络犯罪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之一，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和2020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都明确提出“坚持推广‘枫桥经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7]我国犯罪综合治理方针能够为实现电诈犯罪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治理以及全过程一体化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保障。《反电诈法》第一章总则明确“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综合治理格局，注重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治理思路。

1.构建社会主体协同治理联动机制。这包括两个方面：（1）完善联合反诈中心建设。一是建强各级反电诈中心，深化资源整合，发挥反诈“定盘星”实效。截至2021年底，全国各部际、省级单位已全部建立反诈中心，其作为快速反应机制，既是公安机关的情报指挥平台，也是与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业部门加强内外沟通协作、展开技术共治的协同平台。还要把部、省、企三方协同反诈中心建设从省市一级向下沉到区县一级，形成四级反诈中心联动联防的长效治理机制。二是公安机关内部形成侦查合力。按照《公安机关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工作机制（试行）》规定，改变各自为战的侦查模式，坚持“大管辖”原则，落实属地管控措施，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侦查全过程。“统一上报、统一研判、统一抓捕、统一移诉”，开展一体化联动打击。同时，消除警种壁垒、信息壁垒，建设刑侦、技侦、网侦等不同警种的合成作战机制，追踪彻查诈骗信息和犯罪传输途径。三是建立公检法快速联动机制。在刑事一体化指导思维下，公安与司法机关要协同督办，联合侦查联动打击，融合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不断推进电诈犯罪打击的纵深度。（2）发挥联席会议制度功能，坚持多方协同联防联控机制。当前电诈犯罪治理已至深水区，要赢得犯罪综合治理的攻坚战，需要各联席成员齐抓共管、集智攻关、攻坚克难，四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真正成为打击治理整体战、合成战的作战主体，群防群治，共同推进联防联控机制建设。一是加强警银警企合作，构建科学严密防治体系。提高对电诈犯罪线索分析研判能力，建立上下游关联犯罪防控体系，增加拓展电诈犯罪治理资源，构建事中阻断、事后追踪溯源系统，相关成员单位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等工作要积极配合。同时，共建涉诈电话信息、APP网站、账户资金反应处置机制。二是强化行业治理，构建反诈行业标准体系。应对当前电诈犯罪分子跨平台引流、传播推广、交易结算，信息购买、共享、输出，收益洗钱转移等犯罪环节跨平台割裂的特点，亟待破解社交媒体、短视频、网购支付等不同平台的风控壁垒困境。通信标准化协会应当尽快出台反诈行业标准，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基础电信行业、互联网企业应当协同推动行业标准落地实施。《反电诈法》第17条至第25条规定，网信、电信和金融领域等行业要推进行业准入机制、自律监管机制、安全评估机制建设，完善全行业涉诈资源交叉核验机制、风控能力共享机制建设，采取措施阻断电诈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传播。三要群防群治，形成全民防诈、全社会反诈的社会治理体系。《反电诈法》总则规定“坚持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精准防治”。在“七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以系统思维谋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贯通部际联席会议到省市县三级打击治理电诈犯罪联席会议的纵向工作机制，凝聚打击合力，破除“碎片化、短视化”制度藩篱，构建职责清晰、协同联动、运转高效的电诈犯罪治理体系。

2.构建跨国跨地域协同合作联动机制。（1）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目前约60%的诈骗分子活跃在境外，虽然能够锁定诈骗分子的位置身份，但鞭长莫及，不能尽快将其抓捕，难以实现有效打击。《反电诈法》第37条对打击跨境电诈工作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和目标任务，为推动境外涉诈在逃人员通缉、引渡、遣返工作做好了铺垫，方便国家对境外诈骗人员重拳出击。同时，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坚持境内境外、网上网下双线打击，落实属地责任，加强电诈犯罪重点、热点区域的打击治理，依托犯罪证据，倒追犯罪信息，严查诈骗组织的“幕后金主”“犯罪车间”，从重从快惩处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黑灰产业链服务的本土关联犯罪团伙，形成强大威慑。（2）加强国际执法合作。目前我国已经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相继签订《关于加强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与泰国、老挝等国建立“澜湄区域反诈联盟”。我国应与更多国家签署双边协议，与境外司法部门建立合作协调机制，协商解决取证协作、联合侦查机制，跨境追捕、追赃机制及涉诈人员引渡遣返等难题，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快速遣返通道，推动双方共享犯罪证据、解决受害人员解救难题。

（三）“代码即法律”网络框架下的技术治理

在网络社会的双重场域，技术中立、算法决策和代码规制作为数字权力的运行模式，成为重塑规则架构的重要秩序形态，电诈犯罪在虚拟与现实交织中膨胀，类型交错、迅猛扩张。网络介质既是虚拟空间的生活介质，也成为电诈犯罪的生存介质。电诈犯罪是典型的技术驱动型犯罪，致使传统事后回应型犯罪治理模式失灵。技术驱动的多元性是网络3.0时代的独有特征，“技术对技术”也成为网络“双重社会”应然逻辑上的技术规则，穿透网络技术的表象，技术革命就像漂浮在网络空间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充满着张力和悖论，在强化反诈技术支撑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智能算法“深度伪造”“群聊群控”、区块链代币首发等新型诈骗手法更加放大了这些风险。基于此，在“代码即法律”的网络框架内，采用“技术对技术”的底层治理，是铲除电诈犯罪土壤，阻断其犯罪场生成的更有效方式。伴随网络3.0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衍生科技蓬勃兴起，带来了电诈犯罪治理的系统性重塑。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对抗性的增强，ABCDE的多元系统因素演化成为法治化逻辑，在反诈技术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强化“反制技术措施”[18]也因契合《反电诈法》“前端防范、源头治理”“抓前端、治未病”的法治导向，成为其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

1.大数据在电诈犯罪治理中的运用。这涵盖犯罪热点、犯罪地图和犯罪预测功能。数据赋能可以有效破解电诈犯罪场“进无影、去无踪”的时空要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采集海量数据，建立全面的反诈数据库，根据数据挖掘分析结果制定防范措施，完善以精准劝阻机制为核心的预测性警务，提高事前发现能力，监测电诈犯罪热点，并对未来一段时期的犯罪走势进行预测。对于诈骗电话，公安机关可以联合网信、电信行业部门建立可疑诈骗号码数据库，根据诈骗号码行为特征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快速溯源、精确识别涉诈号码，进行拦截阻断，通报关停，踢网处理。（2）大数据架构对于网络数据的实时处理能力，能做到对于诈骗风险的精准响应、动态监测、关键字识别，实施事中的应急处置，有助于构建实时反诈系统，进行犯罪制图，提高网络空间透明度，使电诈犯罪无处遁形。（3）事后深度挖掘诈骗数据库，形成大数据算法模型，提供反诈决策依据，进行犯罪预测、被害预防。大数据强大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可提炼出诈骗统计指标和特征变量，结合SAS统计分析，建立大数据预警模型和类罪模型，形成犯罪画像、绘制交易网络图，同时，总结出诈骗规律和特性趋势，并通过模糊匹配、相似度计算等技术手段反向追查电信诈骗服务器，为涉诈高危信息预警提供反制决策依据。

2.人工智能在电诈犯罪治理中的运用。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在反诈领域得到初步探索和应用。在犯罪防控方面，知识图谱、智能识别、行为序列等人工智能技术已经用于防范治理电诈犯罪，构建预测性警务，发挥着反诈科技“助推器”作用。首先，在反诈领域，通过知识图谱的应用，基于模式识别技术、自然语言技术进行模型训练，对全网不同的诈骗类型数据进行数理计算，判定识别类似特征的虚假诈骗信息，有效研判诈骗行为、预测犯罪，降低防范成本，对于打击跨域性诈骗，阻断犯罪场犯罪主体生成、防范潜在诈骗分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还可以借助机器学习技术，结合分类算法、聚类算法自动发现并关联犯罪团伙及涉诈账户，为公安机关追踪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线索、侦查追赃、倒查“幕后金主”“犯罪车间”提供信息情报，有利于打深打透打彻底，实现犯罪全链条生态系统的智能治理。此外，在预警机制中还可以发挥犯罪晴雨表功能，打防管控角色兼具一身，预测新行为事件涉诈风险，完善犯罪控制疏漏，智能拦截止付涉诈资金，有效采取警务干预，劝阻潜在被害人，减少犯罪场致罪因素生成，丰富电诈犯罪打击治理资源，消解当前犯罪高发造成的治理资源紧张局面。

3.区块链技术在电诈犯罪治理中的运用。区块链是一种融合了安全加密算法、分布式存储等技术而形成的呈分层分布的数据库解决方案，也被视为在赛博空间播撒信任的技术幽灵。基于区块链生成、存储以及核验的匿名化特点，它在电诈犯罪治理领域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1）区块链技术作为共识服务框架，其系统架构具有多中心化，可以构建各省市反诈中心的信息共享机制，将分散的电诈犯罪治理主体集成为多方参与的统一多中心。同时，采用数据全链条加密，搭建反诈数据库，强化技术反制，提升传递打击效率，实现数据流转、信息共享、协同互信，构建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联防联控联治体系。（2）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大多存于信用风险较高的场域，所有契约型交易都可以实现区块链智能化，且不区分有形、无形资产，这也契合网络犯罪场电诈犯罪交互式、欺骗逐利的本质属性。（3）区块链技术能够通过电子数据摘要、数据指纹建立加密存储程序，保护网信、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后台的数据安全，实现源头治理，避免用户隐私数据的直接泄露，完善犯罪信息流源头的控制疏漏，切断电信网络诈骗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4）区块链技术的哈希值校验、时间锁定与节点验证可以进行事件溯源、事件聚合进行系统建模，应用于电诈案件刑事侦查与司法证明，可以保证证据不被篡改，实现电诈犯罪侦查取证、电子证据鉴真环节的便捷化、精准化，破解其犯罪场的无痕化、碎片化；尤其是虚拟币发行类诈骗，从犯罪实施到汇兑洗钱证据获取难、犯罪人身份确认难，侦破难度高。借助以上技术可以有效追踪诈骗线索，抽丝剥茧、追赃挽损，揪出新技术、新业态背后的犯罪黑手，使其无处遁形。具体而言，在资源共享方面，区块链作为传播信任的技术幽灵，因其全链路加密、架构多中心化，在电诈犯罪治理协同机制中，数据存证入链能有效保证协同主体间信息共享的安全性、隐匿性，构建可信任的反诈区块链平台，打破侦查“数据孤岛”的现状。在智能合约应用方面，《反电诈法》第13条、第15条和第16条都规定了异常账户监测及洗钱交易的报告制度。区块链技术兼备“合规官”身份，通过编译程序能够预先设置风控条件和风险金额，记录区块账本并交由代码强制执行结算，一旦交易中出现不合规的情形，将自动终止交易，从而有效减少金融类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损失，覆盖资金风险评分、交易行为分析、资金监控追踪等功能模块。在化解诈骗洗钱风险方面，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监管打击“币农”团伙借助虚拟介质跨境非法汇兑洗钱。在增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区块链运用安全加密算法，针对链上信息进行加密处理、敏感数据作电子数据摘要，从而有效避免因大量数据泄露而造成电诈犯罪信息流肆虐。在区块链系统中通过建立加密存储程序，基于链上去中心化处理，将数据指纹入链存储，即便是区块链本身的节点，如果没有对应的私钥和数字签名，也无法获得对应的真实数据，得以保证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也可以彻底切断黑灰产业链的信息源，倒逼犯罪分子暴露于阳光之下，使其最终成为无源之水，销声匿迹。在电子证据应用方面，“法律+科技”时代背景下，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并存衍生出新型的电子证据类型，基于诉讼与治理的双重视角，区块链可以进行电子证据存证、鉴定的技术核验、溯源追踪，解读电诈犯罪虚拟场域中案件事实与证据内容、载体的关联性、合法性、同一性，在数据真实与法律真实基础上，实现司法证明经验法则、逻辑规则与科学法则的融通。

参考文献

[1]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403/t20240309_648173.shtml、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503/t20250309_688590.shtml，2025年3月27日访问。

[2] 参见邵磊：《服务人民 为美好幸福生活不懈奋斗》，载中国警察网，https://special.cpd.com.cn/2022/fjxzc/yw_30019/522/t_1031962.html，2023年10月15日访问。

[3]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https://www.cnnic.cn/n4/2023/0828/c88-10829.html，2023年10月15日访问。

[4]《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条将“电信网络诈骗”界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规定了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电信治理、金融治理、互联网治理和其他综合防范措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三个特征或者应当同时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从犯罪手段看，必须利用电信网络为犯罪工具，即面对庞大的网络用户群体，行为人能够利用电脑、手机、电话等终端设备通过网络将诈骗对象数量进行几何倍数的放大，进行点对面或点对点的诈骗。第二，从犯罪过程上看，具有远程、非接触性，即行为人必须是利用电话、网络等非接触式的作案方式实施诈骗。第三，从犯罪对象看，具有不特定性，即行为人通过电信网络技术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诈骗信息，在犯罪对象选择上是随意、随机进行的。参见远桂宝：《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三个特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1910/t20191020_435129.shtml，2025年3月27日访问。

[5]参见喻海松：《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的样态与规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6]参见方康澜：《犯罪经济学视域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7]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8]参见方康澜：《犯罪经济学视域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9]参见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电信网络诈骗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载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https://data.court.gov.cn/pages/uploadDetails.html，2023年10月15日访问。

[10]参见律政人：《最高检发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载北京律师网，http://www.govgw.com/article/29869.html，2025年3月27日访问。

[11]参见[美]乔治·沃尔德等：《理论犯罪学》，方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12]参见张小虎：《生命历程犯罪学的本土探究：典型罪案与核心原则》，载《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13]康树华：《犯罪学大辞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14]参见叶良芳：《犯罪场理论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对策》，载《犯罪研究》2021年第6期。

[15]参见王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独特属性与治理路径》，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16]参见徐婷：《全力以赴 当好人民群众的“反诈卫士”》，载中国警察网，https://news.cpd.com.cn/n3559/322/t_1019524.html，2025年3月27日访问。

[17]参见陈柏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理论研究》，载《法学》2021年第4期。

[18]王熠、狄小华：《反制技术措施”的内涵及法治实现——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例》，载《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原文已发表于《犯罪研究》2025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兰跃军 律师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兼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中国伦理学会法律伦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律师协会第十二届刑诉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企业合规研究中心刑事合规委员会研究员等，曾任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上海大学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等。擅长办理刑事辩护、被害人代理、刑事申诉、未成年人案件，以及学校、企业内发生案件，长期从事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走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危险驾驶罪、信息网络犯罪、医疗纠纷、校园纠纷、企业纠纷等辩护、代理，担任独立董事。

从事执业律师28年来，成功处理数百起各类重大、疑难、复杂案件。2024年，办理贵州遵义薛某恩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代理主犯薛某恩，检察机关量刑建议7年，已经羁押1年6个月，一审判决缓刑。2023年，办理上海陈某寻衅滋事罪一案，法院裁定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实质无罪）；办理福建蔡某倩贩卖毒品罪一案，二审改判免予刑事处罚。2022年，办理陈某佳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指控走私金额近200万，一审判缓刑；广东陈某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案，二审改判实报实销（坐多久判多久，判后立即释放）；湖南梅某弟诉湖南省某地级市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征地拆迁行政诉讼案，法院认定政府征地决定违法、撤销。2021年，办理上海沈某虚开发票罪一案，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无罪）。2020年，办理云南周某星故意伤害致死罪一案，申诉改判有期徒刑。